师者如兰，历之弥久，幽香愈馥。探路之如履薄冰，行路之矢志不渝，领路之循循善诱；一路栉风沐雨，方得稇载而归。他们深深浅浅的足迹正可为上下求索的学子指明前行的方向。

近年来，有多位青年教师加盟法学院行政法研究所，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对年轻学子们却有着相似的关切，对三尺讲台更怀着共同的热爱。本栏目秉持“法治天下，学问古今”的院训，将首先邀请他们参与访谈，取其钻研学术之经验，勤恳育人之情怀，畅言于一室之内，与广大学子共享。

本期栏目嘉宾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行政法研究所副所长马允老师。马允老师，2008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11年获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专业法学硕士学位，2015年获荷兰伊拉斯姆斯鹿特丹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法学博士学位，为牛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等校访问学者。

1.“从小月河辗转到了马斯河，从黄土地辗转到了欧罗巴。”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出国读博？可以向我们分享您的经验与建议吗？

说实话，我在硕士毕业择业时并没有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首选，之所以选择出国读博，大概是在律所实习没日没夜做了三个月的并购和IPO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也不适合这种生活。出国前我对于博士生活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对经常被和河南混淆的荷兰也没有太多的情感归属，只有在博士第四年临近交稿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熬夜敲字的时候才能理解为什么把PhD说是permanently head damage（笑），也才更能体会“选择读博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不可否认，7年的法大生活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对我个人的影响和改变最大的可能还是四年的国外生活，不仅是生活上的独立，还包括学术上的、思想上的和情感上的。

记得有一次讲座有同学提问想出国读博要做哪些准备，我当时的回答是，做好心理建设，因为读博、写论文必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然，国外求学并不总是灰暗的，痛并快乐着，日积月累的学术训练带来的是肉眼可见的成长，荷兰的极度开放、包容、国际化的氛围也让我能够更加自如地、自信地站在一个更宽阔的平台上与更多优秀的人坦诚交流。

2. 您的研究方向一直与环境规制、保护地治理、国家公园有关，法律研究的范围如此广泛，您是如何确定研究方向的？

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硕士期间对美国公共信托理论的研究，也是从那时起训练了自己进行大量英文阅读的能力。博士最开始的研究计划是在硕士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财产和公物理论展开比较法上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推进，我慢慢把研究重心落脚在了国家公园和保护地治理问题上。我的经验或许可以为准备写大论文的同学们提供镜鉴，最初的研究计划里公共信托占一章，后来慢慢变成了一节，再删减成了一段话，直到最后成书，整个硕士论文只凝结成了一个脚注。这也是为什么博士研究是痛苦的，要断舍离；研究问题既要聚焦也要发散，要掌握好这个度。

我个人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环境行政法领域，关注行政法和环境法的有机结合和互动。具体来说，我目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保护地治理、环评和环境规制。之所以选择这一领域，一方面我认为任何一个行政法学者应当熟悉至少一个部门行政法领域，这是行政法学的特性使然，也是行政法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另一方面，我比较认同环境法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一种现象、一个问题这种观点，我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从行政法的视角解剖环境问题，重点关注政府在环境治理的多元结构中的角色和定位。

3. 您有几篇论文均从美国环境规制、气候政策以及“保护优先”理念出发，力图为我国保护地立法等提供有益借鉴。您是如何考虑到从这方面切入的？又是如何看待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与学习？

我个人觉得出国留学的经历对我的既有观念冲击比较大的，一个是比较法研究，一个是中国法的研究。

首先是比较法，之所以感触比较深可能跟荷兰的留学环境有关。荷兰人的语言天赋真得让人望尘莫及。我刚去荷兰留学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限制，一度也为选择比较研究的对象伤透了脑筋。同时期在读的荷兰博士也做比较法研究，但一比较就是28个欧盟成员国的比较。语言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

其次是中国法，我从海外的中国法研究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它让我能够跳出既有的中文研究的学术圈，从旁观者的视角来更客观地看待中国问题。相较中文学术圈而言，海外的中国法学者可能掌握了更前沿的研究方法，甚至有更扎实的数据和材料，可能讲故事讲得更好、更透彻，但是他们很难发现国内学者还没有发现的新问题，国内做外国法研究的学者也面临着写作上的障碍，就是如何跟中国问题接轨，这在当下越来越强调中国的主体性意识、有意排斥法律移植的环境下越来越突出。

整体来说，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我想我会秉持这样的学术理念，“中国的问题，比较的方法，国际的视野”，以落足并解决中国问题为学术使命，侧重比较研究的经验和方法，积极与国际学术圈对话，参与国际交流。

4.您来法大已经有几年时间，耕耘于三尺讲台，您有什么样的感触与体会呢？

在教学上我还是一个新手，还在不断摸索。虽然我有幸在学校的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获奖，但说实话，这种比赛的表演成分居多。教学当然是一种表演艺术，但又绝不仅仅是表演艺术。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是教学效果跟你的备课付出绝对是成正比的，你愿意和能够在备课上花多少时间，一定会反映在教学效果上。法大的学生有着很挑剔的“课堂审美”，讲得好与不好，我想学生最有发言权。由于我曾经也是一名坐在台下的法大学生，当然从我的老师们，现在是我的同事们身上汲取了很多宝贵的教学经验，但我也尝试着能够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和素材。

至于行政法的教学理念，听过我课的同学可能会有体会，我一直想向同学们传达的是行政法不仅仅是枯燥零散的规则，更是一种理想精神，是一种生活体验，是一种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我们如何去看待政府和公权力的价值观。每次案例课的最后一节课，我一定会跟同学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恶猜公权，善待私权”。当我课堂上的学生毕业离开校园后，他们可能已经记不得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的区别，但我的希望是他们每个人在参与社会公共事件讨论时能够保持一个法大毕业生应有的水准。

5.您既是传道授业之良师，又是我们亲切的师姐，您有什么话想送给法大学子吗？

我并不是要劝你们“离家出走”，但是世界那么大，不妨出去走走看看。“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而另外一个版本是“舞台有多大，心才能有多大”。优秀是一种习惯，尝试着与更优秀的人为伍，你会认识一个更好的自己。府学路27号永远是你们的家，也是我的家。

摄影 罗旭辉

采访 吴泓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