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如兰，历之弥久，幽香愈馥。探路之如履薄冰，行路之矢志不渝，领路之循循善诱；一路栉风沐雨，方得稇载而归。他们深深浅浅的足迹正可为上下求索的学子指明前行的方向。

近年来，有多位青年教师加盟法学院行政法研究所，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对年轻学子们却有着相似的关切，对三尺讲台更怀着共同的热爱。本栏目秉持“法治天下，学问古今”的院训，将首先邀请他们参与访谈，取其钻研学术之经验，勤恳育人之情怀，畅言于一室之内，与广大学子共享。

本期栏目嘉宾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宏老师。赵宏教授199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获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期间作为交流学生赴德国图宾根大学学习一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精研方向为基本权利教义学，行政法基础范畴，国家法与国家学。

问：您多次前往德国交流，是否在本科阶段就有前往德国的打算并为此学习德语？

当时我学德语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清晰的学术规划，没有把德语特别清晰地跟自己的学术规划联系起来。只是在读研二的时候，因为学校要求学第二外语，我就选了德语。但我对学习做事一向都比较上心，所以在课程之外也想再深入地学习德语，于是就在研三时又去北外报班学习德语。但是博士期间去德国进修是很巧合的事，当时我在北大读博，德国的Hermann-Hesse基金会给了北大法学院两个名额，但是在选拔的时候,发现北大法学院只有两个人学过德语，所以就选定由我和另一个同学去德国交流学习了。所以这件事也告诉我，任何学习都不会是浪费的，都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给予你回报。

问：您觉得在德国学习的经历对您的教学科研工作有什么影响？

德国学习经历对我的最大启发，就是德国法所倡导的是法教义学方法，即对规范进行解释，通过解释把规范塑造成逻辑自洽的一个整体，同时让规范面向这个社会生活，带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够用来解释和指引外部世界，这种全新的教义学的思考方式带给我很大触动。

因为在我求学的那段时间，大部分老师的授课方式还是批判法学的方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不太关注法条和规范。老师上课的时候，跟现在的上课方式也完全不同，不涉及法条，老师讲的更多的是理想中的法律或书本中的法律，偶尔讲到法条的时候，老师也更多是以批判的态度。这也直接导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不关注法条的，我们只是学习书本上的比如说概念、原则、理论、分类、意义、功能等。这就导致我们对法条不亲近，也不知道法律的世界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由法规范来运作的，而这个法规范又是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法律解释的方式、法教义学的方法搭建起来的。

因为德国法的影响，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也会强化对法规范的分析和理解，强化法教义的方法。我上学期讲课结束后，有一个学生的课后反馈，让我觉得震动很大。他说以前听行政法，老师基本都是批判式的，会讲行政法存在的诸多问题。因而留给他的印象就是这个学科问题太多，以我个人的力量也没办法拯救，所以干脆放弃好了。但我在给他们讲课的时候，在讲到比如说行政处罚法、许可法、强制法，或者讲到复议法、诉讼法时，我都会要求大家首先理解和分析规范，然后再讲法律原理，思考法条之间逻辑关联，以及如何去解析一个法条，这个法条和现实案件又如何关联。

所以这位同学反映在听我讲课的过程当中，觉得行政法还是像法的，不像大家以前所认为的只是一个行政管理的规则的汇总，相反，还是有法律的意涵和内容的。另外他也觉得老师如果不是一味地批判法律，而是告诉我们法律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它们中间的逻辑关联、意涵要素的时候，他反而觉得法律里面值得挖掘的东西其实还是挺多的，于是也觉得这个学科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给他带来这样的感受，可能也是因为我受到了德国法的影响。

问：您曾经也在科隆大学开设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对比来看，您在中德的授课经历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

我在国内讲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所面对的学生是已经接触过法律，有一点法律基础的。我们的讲课方式也基本是按照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设定的。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基本上还是将知识系统化，体系化，例如说从概念、原则、分类、功能入手，在这里面再加入一些案例的讨论，或者规范的解释，包括法规范的社会效果反思等。可能因为讲的时间也比较久，所以觉得难度其实还不是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去德国讲课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课程设计主要以学生讨论为主。而德国学生的关注点，和中国学生的关注点又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当时为了讲这个课，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把我的讲义全部都翻成德文，然后按照中国的方式做德文的PPT，重写讲义等。但后来我发现讲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关心概念、原则，更关心一些具体的数据，比如说他们会经常问我：老师，在中国哪个机关会最经常成为被告？或者在哪个领域当中发生的行政案件是最多的？他们会特别关注这种数据的问题，想要你给他们提供比较细致的数据分析，他们可能更信赖数据的反映，而不是原则性地讲授的法律原理。

问：您如何看待自己未来的工作？

我对未来做的一个基本的设定是，首先要做好教师的本分。我希望我未来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做学生的培养，我常常想自己的工作就像是捧着知识的火种，我也希望可以经我的手，慎重地把知识的火种传递下去。我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在讲台上探索更多的授课的可能，让自己的授课或者是私下里跟学生的互动可以更多地影响到其他人，能够把我学了这么久的法律所接受的讯息和感悟持续地传递下去。老师其实就是知识链的一个部分，而我也希望自己能够起到知识传递的作用。

摄影丨罗旭辉

采访丨吴泓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