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法学学府的那一刻起，我们开始不断思索，法律人的使命应当落于何处？

我们在问：我们到底从何学起？该怎么学？我们怎样将学习、学生工作与生活真正平衡起来？我们怎样迈向更辽阔、更广袤的生命？

他们在答：我以自身生命观照天地，愿给你最真挚的分享；我以满腔热血投身学术，愿述说求学以来用心贮藏的积淀；我以每一言、每一行为你举起烛火，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

走进师者如兰，于访谈与思索间，驾一叶扁舟，渡远洋以遥望前途似锦，闻师道以辨明人生方向，共赴你我光辉未来。

1.您从吉大到人大，然后又去美国纽大访学，最终来到法大任职，请问您认为这4所学校对您自身的一些这4所大学的不同气质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吉大是我的本科学校，它可以用“大而厚”来描述，而人大就可以比喻成“小而精”。相对而言，吉大作为一所老牌的综合类大学，底蕴深厚，有许多像法学、哲学、化学等的强势学科。本科阶段在这样一所积淀比较雄厚的大学里，我获得了对专业、对社会分工的全方位的认知。吉大也是我法律启蒙的地方，在吉大的4年学习让我坚定了以后踏上法律工作道路的决心，也是我以后继续求学的基础和动力来源。

我在人大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位。其实当时考人大最初的动力是想出去看一看，因为我是吉林人，在家门口上了4年大学，很想体验一下异地求学的感觉，也想体验一下北京的人文环境，看看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平台资源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感受。在人大求学的期间，我们有很多的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合作的联合项目，这些也确实是我在人大收获的更为直接的一点。

在读博期间，我去纽大访学了一年，其实在纽大上学的感受可能并不明显，因为我们主要是去做一个学术研究，以及参与了两个国际项目，回国之后就进入到了法大工作。法大作为全国重要的法学教育重镇，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浓厚的法治气息。我们对于法学的学科、学院的设置都是我在以前的求学过程当中没有感受到的，一个非常系统且庞大的组织建设。我有幸来到法学院任教，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满满的人文关怀，有来自学院学校层面对于青年教师的关怀，有来自研究所对于青年教师、女性教师的关爱，让我有一种像家一样的归属感。我们的工作氛围、师生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轻松和融洽的，所以我很享受在法大工作的时光。

2.您在美国访学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

我原来的专业是刑事诉讼法学，所以我在美国求学期间也是主要做了一些刑事诉讼方面的研究。那么对我来说感受比较大的就是，以前我们对于美国的一些司法制度、实践情况，都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从文献里面获得了一些美国的优秀的制度经验，我们往往是从正面进行借鉴。但是当我到了美国之后，我会发现一些书本上看不到的美国司法实践情况，他们的制度在实施上也存在困难的地方，甚至有些制度的发展和效果还不如我们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录音录像制度在美国的普及程度就很低，有时候对于被告方的权益保护尤其是救济层面力度有限，此外他对于公共环境的监管力度也远远不如我们国内。

我在美国的时候曾参与了一个错误定案的项目，这个项目主要就是在讲，因为以前科技的落后或者取证讯问不当而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其实我们就是在回溯历史，寻找造成冤假错案的根源。在这里面我接触到了美国的无辜者计划，它由哈佛大学的两名教授牵头，组成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很庞大的一个网络。我们台湾地区也有无辜者计划，运用新兴的技术手段，比如20年代兴起的DNA技术，为蒙冤者洗脱罪名。这些人都在无偿地做这些事情，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了如此庞大的组织，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轰动美国一时的纽约中央公园强奸案，有5个黑人男孩被错误地定案，这直接改写了他们的人生。我们当时有幸接触到了当事人，而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为了演说家，这种直观的感受是我在国内没有接触过的。不过我们现在国内也有一些类似的组织，比如说尚权律师事务所，它是一家专门做刑辩的律师事务所，它们也有这种蒙冤者企划，可以看到我们国内也有一群人能从公益的心态和角度，帮助那些被错误定案的人挽回他们的正义和尊严。

3.您在求学或者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经历对您的人生选择或者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我的硕博攻读的都是刑事诉讼法学。我在准备考研选择专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了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三次修改，当时人大的陈卫东教授（后来成为我的导师），来到我们吉大做了一次讲座，让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实践当中的问题，而且我的家庭成员也有很多从事相关的司法工作，所以我对这方面兴趣更为浓厚。再加上陈教授从我们法律操作的维度提出了很多现实问题让我非常感兴趣，于是我就坚定地报考了人大的诉讼法学，这也奠定了我以后学习的方向。

至于我的职业选择，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在大学里面和年轻人一起共事。我在人大的时候一位教授叫魏晓娜老师，她在上课时体现出的智慧、儒雅，以及女性独有的柔和气质，是那时我们所有女生羡慕的对象。我当时就觉得我要是能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人生会特别地圆满，所以后来坚定地选择了在高校当教师这条道路。

4.法律职业伦理是近年来各大高校的一门新兴学科，在教学过程中，您认为法律职业伦理这门课程的教育难点在何？新时代法治背景下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的价值意义何以体现呢？

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新兴的核心课程，教育的难点在于对这门学科的认知和体系问题。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如果仅仅让学生学会规避执业风险和培养执业“红线”意识，并未树立起学生的职业精神和法治信念，那么学生在未来的法律工作中便不会真正身体力行去维护法律理念，更不会拥有良好职业道德带来的荣誉感和获得感，而恰恰情感目标的培育在实践中是最容易被形式化和被忽视的。

体系问题指的是我们这门学科与其他部门法相比体系性不是很强，学生也反映知识点较琐碎，需要授课老师在教学中加强课程体系性和逻辑性。法职教育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法安天下、徳润人心。”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深刻命题，法律天然的使命属性注定了执行法律的人需要具备良善、德性、正直的特质，良好的职业精神和道德品行与过硬的专业能力同等重要。

5.通过教授法律职业伦理这门课程，您最希望给同学们传达怎样的信息？

首先最基本的是要让学生们树立红线意识，培养过硬的执业行为准则，让他们以后在职业的道路上走得更长更远。其次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希望通过对课程的学习，能够综合地、整体地塑造学生们的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

而最终目的我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法律职业伦理以后能够养成伦理直觉、伦理判断，我们在实务中针对具体的行为，可能当下想不到相对应的规范，但是至于这个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接受还是不接受、如何去选择，当没有规则去指引的时候，我希望同学们能有一种职业伦理的直觉和判断。依照大家对法治精神的内化，在具体事件中指引自己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培养内心的确信。

6.您作为法学院教师中的年轻力量，您认为在教授法律职业伦理这门课程时可以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有什么创新或改进之处？

形式上的创新点可以理论上有很多，但是由于现在课容量比较大、学生数量比较多，有很多新型的互动模式在实际授课的时候很难开展。我个人的经验是在课堂上尽量地和学生们多互动。例如以投票的方式，根据同学们对于一个问题的不同把握分成不同的队伍，然后选出代表互相辩论，最后我来做出总结性的归纳和正确的指导。

还有从内容上面也有一些新颖化的设置。因为我们学的是职业伦理，我们要观察不同职业之间的行为互动方式，我可能会在PPT中加入一些超链接，比如说美国关于法律的电影里面，去观察庭审当中他们是如何互动的；或者链接到一些我们现在相关的案件、对于律师的采访。从内容上丰富课堂，提高同学们对这门课程的兴趣。

7.您在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教学中，如何平衡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我们应当如何从掌握扁平的理论知识过渡到解决职业中面临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指向了我们法律职业伦理学科的一个特征，相对于其他的部门法学科，它是最直接能够观察到、接触到实践中不同的法律职业之间是如何进行互动，以及它们的行为模式问题的学科。比如说律师如何接案、如何和自己的委托人之间建立长久良好的关系；比如说诉讼法上面说了什么时候律师可以去会见，可以去阅卷，律师怎么去会见，律师在会见的时候和自己的委托人要聊什么，哪些可以聊，哪些要慎重去聊；再比如律师与公检法机关人员进行相处的行为模式，包括禁忌，这些都是大家以后工作实操维度上很重要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完全是我们法职课上面会涉猎到的内容。

8.您的研究方向多与程序公正、律师制度相关，如非法证据排除、值班律师制度等，请问您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制度的特点之下，律师这一群体可以为我国法治进步贡献怎样的独特力量？

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四十多年以来，能看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职业对司法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践早已证明，律师群体是建设法治中国的主力军。如今的法律服务市场已经高度市场化和专业化，且越来越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律师的服务渗透到各行各业。截至2022年底，全国律师人数已有65万多，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够直观，我再说一组对比数字，2010年底约20.4万，2015年29.5万，2019年突破40万，也就是从20万到30万，用了5年，从30万到40万用了不到四年，从40万到60万仅用了三年时间，律师群体的壮大速度足以说明对整个社会的积极作用，但也意味着固有的律师制度需要调整，从而适应律师事业的高速发展和时代需求。

还有就是我们法律服务市场的一个变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也就是说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我们对于律师的要求变得更多了。我们现在强调律师对于人民对于社会的贡献和作用。所以律师行业的蓬勃发展，就是需要我们对律师制度的一个跟进。传统的律师制度已经跟不上我们现在新形势新时代的整个律师队伍的发展。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制度，这些年我们也从律师的权责机制方面也进行了很多的完善。

9.您出版了专著《中国值班律师研究》，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以及当初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这本书是以我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修改出版的。我读博期间正值“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值班律师制度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中，新生事物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一直在关注律师制度。值班律师作为舶来品，它在我们国家应运而生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解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中缺乏律师帮助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本身的辩护率比较低，在认罪协商这样的程序中，如果只有公诉方一方处于强势地位，而被告方没有基本的律师帮助的话，这就会违反程序的公正性，所以需要律师的帮助，但是我们原有的法援律师的力量又不足以去覆盖我们这样大规模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于律师的需求，所以我们引进了域外的值班律师制度。但是我国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和定位与域外情况不完全相同，为了全面了解和正确适用值班律师制度，我是从下述几个角度去研究值班律师制度的：它在我们国家应该是起到哪些功能？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的功能定位是什么？那么围绕着它的功能定位，我们给它匹配上它适合的权利责任以及一些保障，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研究。

10.您除了扎根于教研岗位，也担任着班主任的职务，并深受班级同学的喜爱与支持。成为一位优秀的班主任，您做出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并希望给同学们带来怎样的收获？

11.您曾在“鸿舟”青年法学生党员论坛中提到我国法治现状和法律服务市场发展迅速变化，法律职业的体系也在不断改变，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您对有什么话想对即将走上职业道路和对未来尚且迷茫的同学们说呢？

我给同学们的建议简单来说就是抬头看路，埋头实干。

抬头看路，看的是法律职业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政策的导向性。根据我前面举例中国律师人数增长的一个幅度可以看出，其实大部分的法学生毕业之后是要充实到律师队伍当中去的，并且我们的法律服务市场在不断扩大和变化。所以大家首先要看到我们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的变化，还有国家的政策导向的一些形式。近些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民营企业大规范的走出国门，我们的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亟需优秀的律师，所以涉外律师的培养一直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所以大家在进行职业选择的时候，要明确我们的法律市场与国家的的需求，同时与自己的兴趣相结合，在前期需要做出来一定的努力和积累，比如说你想成为一名涉外法治人才，那么在上学期间你能够有怎样的准备？首先你的外语能力是不是要强化？是选择了英语还是小语种？你的沟通能力是否需要培养？还有域外文献的检索能力、比较研究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上学期间就可以着手准备起来的，用以更好地去面对现在的求职市场。

埋头实干指的是职业素养的积累。不仅包括四年我们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的积累，而是一个综合的能力养成过程，比如专业形象、沟通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在工作中的重要程度甚至高过前者。

这些都是我们在上学期间就可以着手去准备的。结合对于未来大致的职业方向，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对于具体的能力在整个大学的4年学习生活中予以准备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