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日下午，“憲義論衡”系列讲座第三期“从法治到宪制——我与宪法思想史三十年”于海淀校区顺利举办。该系列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研究所主办。本期讲座邀请的主讲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人博。

讲座主持人陈征教授首先邀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焦洪昌院长致辞。焦洪昌教授回忆起与王人博教授相处的时光，认为王教授为人率真，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深受师生喜爱。同时，焦院长也谈起了王教授在学术上的贡献与成就，认为王教授开辟了宪法学领域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随后焦院长邀请王人博教授正式开讲。

讲座伊始，王人博教授首先感谢前来聆听讲座的师生，回忆起在法大的十九年时光，他坦白选择“从法治到宪制——我与宪法思想史三十年”这个讲座主题，也是因为想要回顾自己从西政到法大的学思历程。王教授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觉得好奇心是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随后王人博教授进入正题，回顾自己学术生涯的五个阶段。王教授说自己经历的五个学术阶段，可以用自己以前写的书来命名，分别为“法治论”阶段、“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阶段、“法的中国性”阶段、“1840年以来的中国”阶段、“业余者说”阶段。在“法治论”阶段，王人博教授回忆起自己和西政好友——程燎原教授的学术情谊，谈到自己和程教授因为志趣相投合作写了一些书，其中就包括《法治论》，当时就首先提出了“法治”的概念，这在那个“法制”话语盛行的时代是少见的。后来王人博教授又转向中国近代宪政史研究，受到学校资助，出版《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奠定了第二个学术阶段的研究基调。但是写完后发现，有很多问题自己在书中简化了，忽略了一些不同的路线设计，他将这些不同的路线设计总结为三类，分别为制度建构主义、新民主义和革命主义。之后他又以《法的中国性》这样一个文集的形式，来弥补《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这本书对一些问题简化的不足，特别是回应了“富强为体，宪政为用”这个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从而开启了他第三个学术研究阶段。在谈及自己最后一个学术阶段，即“业余者说”阶段，王人博教授认为自己就是业余者，充其量是学者，离“专家”这个称号很远。他认为“业余者”这个身份反映了自己的生活和学术状态，自己就是因为兴趣和好奇去读书、写作、研究。

之后，两位与谈人，同时也是王人博教授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张劲副教授和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翟晗讲师回忆了自己与王人博教授的师生情谊，并与在座师生交流了自己对于此次讲座的感悟。张劲副教授认为，王人博教授是最具有人文关怀，也是对中国问题最具有同情的理解和深刻洞察的学者。历史灰烬的深处有余温，正是王人博教授这样的俯下身来尊重和亲近具体性的学者才能触摸到。翟晗讲师认为王人博教授是一个难得的人文主义者，并分享了自己在国际学术交流上的心得，认为在交流中无法回避的核心思考就是如何将中国的宪法实践理论化。她认为，每一个宪法学者都天然地是民族(national)宪法学者，中国的宪法学人要在世界宪法学研究的版图上牢牢固定中国的位置，须首先在经验和历史里固定中国。

在此之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研究所的姚国建教授、秦奥蕾教授、周青风副教授、王蔚副教授、沈伟伟副教授、吴良健讲师各自分享了自己对于王人博教授讲座的感受，师生们也就相关问题与王教授进行交流和讨论。

随后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树忠教授、薛小建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李树忠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今天聆听王人博教授的讲座，包括他讲述三十多年来的学术历程、学术研究范式转向等等，很受启发。并认为今天在座的师生对王人博教授的理解就是在为他描画像，大家都描得很好。薛小建教授在发言中提到，王人博教授不论是以前在西政还是后来“转会”到法大，一直都是“甲A俱乐部”的“优秀运动员”，今天聆听王人博教授的讲座受益匪浅。同时薛小建教授对王人博教授在讲座中提到的“西方概念传入中国”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西方概念在中国传播不一定就会完全变味，不然就没有学术讨论的共同基础。薛小建教授以“人权”概念为例，认为虽然现在主要探讨中国语境下的人权问题，但是也离不开西方的概念作为交流的凭借。之后薛小建教授以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这句台词结尾，认为王人博教授对中国近代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走向了高峰，而现代中国的问题还需要在座的同学们继续努力。最后，在师生们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